本文发表于《新华日报》2019年11月1日        作者：朱骏益

春日观画，秋夜读诗。趁着杨勇带队赴楚山吴水写生的光景，我便“独占”了咱哥俩的画室，一忽儿看看画，一忽儿读读诗。今夜恰读到余光中的《守夜人》：

壮年以后，挥笔的姿态

是拔剑的勇士或是拄杖的伤兵?

是我扶它走或是它扶我前进?

我输它血或是它输我血轮?

都不能回答，只知道

寒气凛凛，在吹我颈毛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做梦，我没有空

更没有酣睡的权利

我十分笃定地觉得《守夜人》写的是当下的杨勇，也是未来的杨勇。“洛下根株，江南栽种”，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幸运。杨勇便是“太昊之墟”的根株，来“飞云蘅皋”的江南栽种。在他这样的年岁，大抵不必向后瞻顾，只须向前眺望。于是乎，向后瞻顾的“活计”便顺理成章地留给年齿徒长的我。杨勇在离开南开前的自订画集《万无引力》序中说：“……我不是聪明人，却也不乏把自己的好处、坏处倾诸师友的勇气，为了伟大前程的希冀，一直在努力工作，这里展出的，是其不甚成熟却最为真实的理想故事。”这样鲜活而洁净的文字，就像是青春荡荡莫能名的烈烈风日。彼时的他想必也着魔式地迷恋王小波，迷恋《沈默的大多数》里“前进，达瓦里希”式的鼓动：“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每每偷觑杨勇瘦削骨立的侧影，我就会天马行空地想到荒木经惟，想到他放诞地说：“天才是无需成长的。”倘若流光真可不老，就让杨勇继续一意孤行地擎起画笔，不必思虑“我负丹青”抑或“丹青负我”这样两难的命题。

讲一个人的画真是顶不容易的事儿，因为绘事绝不简单是走笔走墨的技术活计，画面之外的文化功夫与秉性投射才是“颜色梦幻”背后的“大千世界”。杨勇好读书，亦颇能属文，字里行间也往往裹挟着洛下的风和江南的雨。我猜想他的脑袋里除了文史哲方面的层叠积淀，还有一种不自知的“混沌”。这种“混沌”的状态是“少无适俗韵”，也是“性本爱丘山”；是“白马饰金羁”，也是“连翩西北驰”；是“飘飘任公子”，也是“爽气欲横秋”。在杨勇个人面目最醒豁的人物刻画中，往往可以窥见不同文化体系里的事例叠加出现，不生硬、不矫揉，修辞严肃、气象森然，却又总像是被戏剧性地嵌入到了一张虚空的底片之上。画中的人物或道貌岸然，或嬉笑乖张，或不知所指，这些人物兴冲冲地围拢在一起，仿佛置身于某种激越的戏剧冲突之中，却又自带一种“雅痞”式样的游离感，既沉浸其中、与其俯仰，又超然物外、心无挂碍，如同一场心照不宣、无往无来的盛大悲喜。于我而言，观杨勇的画，大可不必骎骎追问画面中讲述的故事，且信马由缰地沉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在杨勇画作中充盈鼓荡的恰是一脉好“兴味”！

《全武行》是杨勇在清华美院的毕业创作，较之其他作品或多或少多了几份郑重。我想真正的“艺术创作”，无非是“郑重其事”“煞有介事”而又“若无其事”的砚田寸耕吧。《全武行》画面设色是明亮调子，构成形式是现代路数，借用梨园界里“全武行”的大阵仗来编织披坚执锐的斗战大戏，却又完全不必担心四起的烽烟和嗜血的干戈。观者想必也非常赞同画家其实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如果非要将画面题材引向现实生活，画家为我们抛出的论题大约是：“文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大乱斗”。那时杨勇还在埋首研究他的硕士论题《王原祁、石涛的“结”和黄宾虹的“解”》，他想要破解的画史公案一如他营造的“全武行”，在剑拔弩张的表徵下自有云淡风轻的跳脱与洒然。杨勇认为画家的作为与其视野关系极密，对待创作与学术，任何执迷一端而对另外诸端抱有敌意的态度都是危险的。传统抑或现代，实在是“全武行”炽热背景下的两相欢喜。对待绘事，画者直须用认真的方式面对各自的身心处境，努力自持，克尽事功，就会在笔底生出熨帖的智慧或者别样的趣味。

和《全武行》类似，入选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的《楚汉故事》也没有一点叵测的用意，题材是诸君熟知的刘邦项羽争霸的史事，画家本人对于此一史事并无丝毫揶揄仰抑的打算。我揣摩杨勇的兴趣全在于用他孜孜以求、著意磨炼的手段画一张包罗文武、有趣圆满的大画来，这手段不是写意，也不太像工笔，它凭着色彩塑造人物，借着笔墨构筑意境。这样的手段，无疑是画家的“宠儿”。假如观众有心凑近微察，不难发现画家对于画中武士铠甲上的铆钉系绳都力图分出笔墨的阴阳来，以致于此画的创作经冬历春，一时成为了江枫画室里的铿锵背景。杨勇用他看似一钉一铆的“笨拙”功夫诠释了“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的诗境。如他自述：“破却工夫，乃愿为国画语言的体面作一点贡献。”

再如杨勇画作中很有意思的《鸟人》，我常常将它与博尔赫斯的《迷宫》或者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比照而观，关于“世界的混沌性与文学的非现实感”总是让人着迷的。在简单的画面构成中，一切都是隐喻。人之为人生活行止的目的和动力、人与追求之间的关系是杨勇迷恋探讨的主题。信仰、欲望，人们把它笼统地称作“理想”，并依靠它去指引生活，可它究竟是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它的执行总是很严格吗？假如不严格便是亵渎吗？我们与它的关系该用哪个词语形容才算合适？……无论如何，这些暧昧复杂的问题成为了杨勇当下深爱着的“迷宫游戏”。类似冈萨雷斯在黑色幽默意味浓重的影片《鸟人》中的艰深思考一样，杨勇用画面中欲去还留的鸟来作为理想的隐喻，它高高在上，与追求者羁绊纠缠，这羁绊纠缠的一生也便成就了“鸟人”的一生，他相信值得尊重的艺术家，皆是这样的“鸟人”。

杨勇聪明而执著地关注和体察社会生活以及凌驾其上的文化结构，巧妙地运用叙事方式和文化智慧的叠加，寻绎饶有趣味、可堪把玩的“艺术案件”。这些具体而微的题材往往看似端庄正经、逻辑严备、井井有条，由于前因后果各有对应甚至总是幻发着奇妙的文化光晕。但就目下而言，这些魅惑的“艺术案件”又使得他无论如何费尽脑筋都无法完全紧紧攥住一个合适的、能够打消他所有关于人性困境之怀疑的解释。从某种角度而言，杨勇的画散发着“迷局”般的独特魅力，而他又深爱着这个“迷局”。《祈雨》《寻枪》《护法》《拜新月》等等作品的主调都是“找寻”，每一次“找寻”的背后都有着它自己所牵引的传统回响与精神向度。大体说来，杨勇的画像是一种不传统的传统、不当代的当代。很明显，年轻的思想与魂灵激发了他富有野心的艺术主张，他试图在图式的思路支持下，透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文化诉求中的合理之处，并从中抉取有利于自我表达的精神养料，创造出一种立足传统审美文蕴而又富有现代趣味的图式。

文末，再以余光中的隽句祈愿：“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洛下根株，江南栽种”，我与杨勇的画室如同苗圃。任岁月披拂，试看他殷勤播下的种子，会开出怎样的花，结出怎样的果。

武 戏

塞下曲

全武行

鸟 人